肚松咪酒 | 当你意难平，最好别喝酒

当你遇到意难平的事儿，最好不要跟人喝酒，即使喝了酒，也不要跟人倾诉，不然当你借着酒劲儿激昂慷慨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人把你的状态记录下来，然后添油加醋地传播出去。在这方面，吃亏最多的，莫过于苏轼，因为口不择言，导致祸从口出，让朝廷在乌台诗案中，给他算了一次总账。

其实在乌台诗案之前，苏轼也经常提醒自己，说话、写诗少谈时事。

比如他在杭州做通判时，去湖州出公差，而当时的湖州知州，正是他的好朋友、好大哥孙觉。说孙觉，大家可能不熟悉，说一个人，你们就知道了。他是黄庭坚的岳父，苏轼和黄庭坚认识，也是孙觉给牵的线。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于是孙觉就张罗了一场酒局。一群文人相聚饮酒，自然少不了吟诗作赋。不过为了防止祸从口出，大家一开始就先立了一条规矩。苏轼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开场就写了一首七绝诗。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

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想我苏轼跟你一样，已经脱离人群很久。当然这个群，不是指人群，而是指朝廷，或者指朝廷里的的当权派。已经是心如死灰，也听不见什么好消息。因为孙觉和苏轼一样，都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迫外放到地方做官的。所以对朝局、对时政，对王安石变法中一些戕害国计民生的现象，都是一肚子意见。所以今天开怀畅饮，我们一定要立一条规矩，如果有谁谈论时事，就罚酒一壶。不然今天的酒，就会越喝越苦。

因为苏轼当年，外放到杭州做通判，其实是憋了一肚子的火儿。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外放杭州之前，宋神宗想选拔一位谏官，就是给皇帝提意见，批评朝政得失。这个官职很重要，能够影响皇帝决策，左右时政方略，因此对能力的要求也很高，不仅要全面、专业，不能瞎提意见、空谈误国啊，还要胆子大、敢于说真话。而当时苏轼，是最符合条件的，所以有不少人推荐了苏轼。

但此时正在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就非常紧张，因为苏轼是明确反对变法的，他认为的所谓变法，就是给了官吏，以明目张胆、鱼肉百姓的机会。但王安石又不好直接反对，于是想了一个损招儿，让一位叫谢景温的小弟诬告苏轼，说他在护送父亲苏洵的灵柩，回四川安葬的途中，曾经私用官差、官船贩卖私盐。当然后来经过调查，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但一来二去这么一折腾，推举苏轼做谏官这件事儿，竟然不了了之。

苏轼一看这不行啊，主动请求外调地方吧？好离开这个是非旋涡啊。其实这个时候，有不少人因为抵牾王安石变法，已经陆陆续续离开京城。宋神宗思忖再三，说那就外放吧，让苏轼到一个地级市当个一把手。结果王安石这些人还是不肯罢休，因为地方一把手是有权抵制变法在辖区内推行的。但又不敢直接违拗宋神宗的旨意，就让人安排他做颍州通判。人事任命的报告送到宋神宗这里，宋神宗一看，很是生气，又不好发作，就改了一下，让苏轼到杭州去做通判，但特别注明，享受知州、也就是地级一把手的待遇。

所以苏轼初到杭州的时候，心情是很郁闷的，跟朋友们喝酒时，嘴上也没个把门儿的，该说的、不该说的，统统一吐为快。当时已经有人提醒苏轼，要谨言慎行，但喝了酒的苏轼，压根儿管不住自己的嘴，也管不住自己的笔。

而孙觉的经历，跟苏轼差不多，21岁考中进士，到地方挂职锻炼一段时间后，回到朝廷工作一段时间，又安排到基层锻炼，然后又回到朝廷。也和苏轼一样，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外放到地方。只不过，他比苏轼大九岁，从政资历比苏轼深一些，在官场上也比苏轼老练一些。所以在苏轼眼里，孙觉就是一位知心老大哥。

而孙觉也知道。心直口快，是苏轼的职场硬伤。所以酒还没有开始喝，孙觉就先提议说，咱们该喝酒喝酒，该写诗写诗，但谁也不许谈论政治。如果谁坏了规矩，那就罚酒一壶。

而这一场酒下来，苏轼一口气写了七首诗，果然没有一句提及时事，着实少见。但没有了孙觉监督的苏轼，依然是口不择言、诗不择言，直到遭遇乌台诗案。

所以，酒是情绪的催化剂，喝酒的时候，多谈开心的事儿，因为不开心的事儿，会把你的情绪带偏，饮酒也就偏离了快乐的轨道。

生活有态度，诗酒慰平生。点击下方关注我，跟肚松一起，诗酒趁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