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酒在中国,有2100多年的饮用史,有1300多年的酿造史,留存至今的有1000首左右吟咏葡萄酒的酒诗,然而至今仍然会有人说,中国缺少适宜葡萄酒的消费场景,中国缺乏消费葡萄酒的基因。从国产葡萄酒十余年的发展数据看,我国葡萄酒2012年规上企业的总产量为138.16万千升,销售收入为438.46亿元;而2022年,国产葡萄酒规上企业的总产量仅为21.37万千升,加上32.58万千升的进口量,我国葡萄酒表观消费量也仅为53.95万千升,与2012年相比,仅为1/6左右;国产葡萄酒2022年的销售收入也仅有91.92亿元,不足2012年的1/4。数据表明,似乎中国真的匮乏消费葡萄酒的场景和基因。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有不少葡萄酒从业者认为,葡萄酒若要在中国实现大发展,必须要以顺应中国的酒类消费趋势和形式偏好,而且必须要摆脱西方葡萄酒话语体系的影响和束缚。因为过去几十年,葡萄酒行业讲葡萄酒的中国故事,其实更多是一百年来从西方引入的,现代葡萄酒的酿造、产品与消费的故事。包括当下国产葡萄酒的叙事方法,依然主要借鉴西方葡萄酒的话语体系,强调产区、品种、年份、老藤、穗选、粒选、橡木桶陈酿等等要素,因为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叙事方式,可以替代。
那么如何寻找中国消费葡萄酒的场景和基因,肚松认为,还需要从葡萄酒在中国,已经发生的2100多年的饮用史、1300多年的酿造史,以及1000首左右吟咏葡萄酒的酒诗中去挖掘,因为这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而且,它不同于一般的饮酒诗,可以为所有酒种做共享,这1000首左右的酒诗,是葡萄酒所独享的。它所呈现的,也是葡萄酒之于中国,在历代文人墨客和千古饮者的文化认知,也是葡萄酒在中国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人文语境和消费方式。
葡萄酒在中国,起饮用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武帝时期,随着张骞凿空河西走廊而进入中国,作为西域洋酒的珍稀品种,成为贵族拥趸的奢侈品。而当时葡萄酒在中国汉代所留下的历史痕迹,从《史记》、《汉书》到《后汉书》所记载的史实,到孟佗用一斗葡萄酒换取凉州刺史的传说,以及汉乐府诗歌所载的“调笑酒家胡”,也多带有启蒙和源发的特点。
而到了唐朝,葡萄酒在中国的消费则颇为繁盛,不仅从西域各国进口大量葡萄酒,而且也把酿酒技艺引入中国,在中国本土酿造葡萄酒,并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区,形成了中国自有的葡萄酒产区。“醉我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西部边陲,以及新汇入的西域版图上,也有许多葡萄酒产区,它们除了浸润边塞诗人的酒香之外,也在中原地区极为畅销。从更宏阔的历史背景看,这些西域葡萄酒文化,也是我国葡萄酒文化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
葡萄酒在唐朝,无疑是大放异彩的高光时刻,盛唐的诗人,也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葡萄酒诗文。在这些诗文中,消费葡萄酒的场景随机,吟咏葡萄酒的方式随性,在随心所欲之间,最能体现了盛唐的自信。
而到了宋元明清,诗人吟咏葡萄酒的内容,所表达的情愫,都在随着历史的转圜和不断迁移,但也都是与时代精神相往来。不过,葡萄酒作为舶来品的认知,在中国始终未曾断绝。明朝初期有一位学者叫王翰,他写了一篇《葡萄酒赋》,文中以“西域先生蔓硕生”的名义,杜撰了一段葡萄酒神与汉武帝相遇的故事,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葡萄酒文化,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境。而《红楼梦》中的葡萄酒,又回到了极为稀罕的身份和地位。仿佛葡萄酒中国这2000年,走完了一个历史的轮回。直到100多年前,葡萄酒再次重新进入中国,饮用消费的语境和仪式,则基本源自西方,而2000年来的历史累积,却是失语的。
100多年来,国产葡萄酒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虽然发展规模跌宕起伏,但在我国许多地区,已经作为特色产业,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和乡村振兴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唯有自身发展强大,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更好地代表中国,香誉世界,更好地共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红利。所以我们看到国产葡萄酒从业者探索葡萄酒中国话的诸多努力,看到了国产葡萄酒在新疆的天山北麓、吐鲁番、焉耆,宁夏的贺兰山东麓,甘肃的河西走廊,河北的沙城、昌黎,辽宁的恒仁,以及山东的烟台等地,垦荒育苗,擘画产区蓝图,带动三农发展;也品尝到了“煮红酒”这样很中国的葡萄酒饮用方式,以及中国式餐酒搭配的新突破。那么如何让葡萄酒更中国,也借用张裕葡萄酒的一句话“品过世界,更爱中国”,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喜欢中国式的葡萄酒消费方式,爱上中国葡萄酒,我们不妨从葡萄酒在中国2100多年所层层积存的文化保藏中去挖掘。不仅如此,葡萄酒在中国的2100多年,每个时代都带有每个时代的深深烙印。我们或许可以用更宏阔的国际视野,去看待“葡萄酒在中国”的历史性命题,以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式,满足中国酒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