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有没有葡萄酒消费的基因

葡萄酒在中国，有2100多年的饮用史，有1300多年的酿造史，留存至今的有1000首左右吟咏葡萄酒的酒诗，然而至今仍然会有人说，中国缺少适宜葡萄酒的消费场景，中国缺乏消费葡萄酒的基因。从国产葡萄酒十余年的发展数据看，我国葡萄酒2012年规上企业的总产量为138.16万千升，销售收入为438.46亿元；而2022年，国产葡萄酒规上企业的总产量仅为21.37万千升，加上32.58万千升的进口量，我国葡萄酒表观消费量也仅为53.95万千升，与2012年相比，仅为1/6左右；国产葡萄酒2022年的销售收入也仅有91.92亿元，不足2012年的1/4。数据表明，似乎中国真的匮乏消费葡萄酒的场景和基因。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有不少葡萄酒从业者认为，葡萄酒若要在中国实现大发展，必须要以顺应中国的酒类消费趋势和形式偏好，而且必须要摆脱西方葡萄酒话语体系的影响和束缚。因为过去几十年，葡萄酒行业讲葡萄酒的中国故事，其实更多是一百年来从西方引入的，现代葡萄酒的酿造、产品与消费的故事。包括当下国产葡萄酒的叙事方法，依然主要借鉴西方葡萄酒的话语体系，强调产区、品种、年份、老藤、穗选、粒选、橡木桶陈酿等等要素，因为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叙事方式，可以替代。

那么如何寻找中国消费葡萄酒的场景和基因，肚松认为，还需要从葡萄酒在中国，已经发生的2100多年的饮用史、1300多年的酿造史，以及1000首左右吟咏葡萄酒的酒诗中去挖掘，因为这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而且，它不同于一般的饮酒诗，可以为所有酒种做共享，这1000首左右的酒诗，是葡萄酒所独享的。它所呈现的，也是葡萄酒之于中国，在历代文人墨客和千古饮者的文化认知，也是葡萄酒在中国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人文语境和消费方式。

葡萄酒在中国，起饮用史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武帝时期，随着张骞凿空河西走廊而进入中国，作为西域洋酒的珍稀品种，成为贵族拥趸的奢侈品。而当时葡萄酒在中国汉代所留下的历史痕迹，从《史记》、《汉书》到《后汉书》所记载的史实，到孟佗用一斗葡萄酒换取凉州刺史的传说，以及汉乐府诗歌所载的“调笑酒家胡”，也多带有启蒙和源发的特点。

而到了唐朝，葡萄酒在中国的消费则颇为繁盛，不仅从西域各国进口大量葡萄酒，而且也把酿酒技艺引入中国，在中国本土酿造葡萄酒，并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区，形成了中国自有的葡萄酒产区。“醉我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西部边陲，以及新汇入的西域版图上，也有许多葡萄酒产区，它们除了浸润边塞诗人的酒香之外，也在中原地区极为畅销。从更宏阔的历史背景看，这些西域葡萄酒文化，也是我国葡萄酒文化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

葡萄酒在唐朝，无疑是大放异彩的高光时刻，盛唐的诗人，也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葡萄酒诗文。在这些诗文中，消费葡萄酒的场景随机，吟咏葡萄酒的方式随性，在随心所欲之间，最能体现了盛唐的自信。

而到了宋元明清，诗人吟咏葡萄酒的内容，所表达的情愫，都在随着历史的转圜和不断迁移，但也都是与时代精神相往来。不过，葡萄酒作为舶来品的认知，在中国始终未曾断绝。明朝初期有一位学者叫王翰，他写了一篇《葡萄酒赋》，文中以“西域先生蔓硕生”的名义，杜撰了一段葡萄酒神与汉武帝相遇的故事，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葡萄酒文化，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境。而《红楼梦》中的葡萄酒，又回到了极为稀罕的身份和地位。仿佛葡萄酒中国这2000年，走完了一个历史的轮回。直到100多年前，葡萄酒再次重新进入中国，饮用消费的语境和仪式，则基本源自西方，而2000年来的历史累积，却是失语的。

100多年来，国产葡萄酒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虽然发展规模跌宕起伏，但在我国许多地区，已经作为特色产业，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和乡村振兴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唯有自身发展强大，才能更好地发挥优势，服务区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更好地代表中国，香誉世界，更好地共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红利。所以我们看到国产葡萄酒从业者探索葡萄酒中国话的诸多努力，看到了国产葡萄酒在新疆的天山北麓、吐鲁番、焉耆，宁夏的贺兰山东麓，甘肃的河西走廊，河北的沙城、昌黎，辽宁的恒仁，以及山东的烟台等地，垦荒育苗，擘画产区蓝图，带动三农发展；也品尝到了“煮红酒”这样很中国的葡萄酒饮用方式，以及中国式餐酒搭配的新突破。那么如何让葡萄酒更中国，也借用张裕葡萄酒的一句话“品过世界，更爱中国”，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喜欢中国式的葡萄酒消费方式，爱上中国葡萄酒，我们不妨从葡萄酒在中国2100多年所层层积存的文化保藏中去挖掘。不仅如此，葡萄酒在中国的2100多年，每个时代都带有每个时代的深深烙印。我们或许可以用更宏阔的国际视野，去看待“葡萄酒在中国”的历史性命题，以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式，满足中国酒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