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专栏 | 慷慨悲歌是这样成为中国酒文化B面的

酒以合欢，是中国饮酒文化的主格调，不管是礼尚往来的社交法则，还是个性张扬的自由精神，无不如此。而中国饮酒文化还有一个副格调，那就是举杯浇愁，它与酒以合欢共同构成了中国饮酒文化的AB面，也同样在绵延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养成。

中国文化的悲愁格调起于何时，已经无稽可考。从彩陶和青铜器皿的纹饰所承载的情绪之不同来臆测，大概在殷商之前，饮酒悲歌已经出现。相传大禹的孙子太康失去王位，他的母亲和五个弟弟被赶到洛水边，作《五子之歌》，以表达怨刺之情，其中就批评太康“甘酒嗜音”、耽于享乐。《战国策》记载大禹曾说“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这显然是托言。而《五子之歌》的真伪，也经常有人存疑。如果两个故事都可以去伪存真，就真应了那句因果循环的话。而后世担心以酒亡国，而对饮酒克制有加，其源头在此，则是真实无疑的了。

不过，后世的饮酒悲歌，固然有不少排解亡国之恨或萎靡颓废的内容，但影响最为深远的，却是慷慨激扬，突显了人性亮色的酒诗，也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精神。

战国末年的荆轲，在易水边与友人告别，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是战国末年游侠之风盛行的时代特点。燕国固然知道已经无法阻止秦军进攻的脚步，依然要将所有的力量凝聚在一把匕首之上，直刺秦王嬴政一人。

楚汉战争之末，项羽在垓下与虞姬生离死别，悲声吟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巨鹿之战后坑杀秦军二十万，项羽是何等的绝情。鸿门宴上对范增建言处理刘邦的决定犹豫不决，是何等的情深意重。而在垓下，至死不肯过江东，却对虞姬恋恋不舍，又是何等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荆轲是一诺生死的战国游侠，而项羽是刚愎自用的盖世英雄，按照历史学家的分析，他们是活在同一个历史语境下，同样的个人主义，同样的意志自由，同样的气贯长虹，也有同样的柔情似水。

而作为后战国时代的最后赢家，汉高祖刘邦在老家沛县，追思往事，悲从中来，一首“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展示了帝王忧思和胸襟，他渴望大汉帝国能够真正实现天下一统，江山永固。因为西汉虽然承继了秦帝国的天下，但各诸侯国谋反的事件屡有发生，要真正做到天下一统，还要再等几十年、汉武帝即位以后。此时的他荣归故里，虽然志得意满，但也已经到了垂暮之年，故而在壮丽而奇伟的诗意背后，又有多少的无奈和哀愁。

汉武帝也有他的愁思和烦恼。今天我们还能读到的《秋风辞》，就是汉武帝酒后作歌，以悲叹时光之流逝而人力所不能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