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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酒地理局:了不起的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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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好酒地理局



今天的天津,是一个人口超1500万的直辖市,
但它给人的第一印象不是膨胀的商业氛围,而是欢快语调、豁达性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几日,你是否身处天津,在第10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现场忙碌和流连?这是五年内秋季糖酒会第二次走进天津。

在以往认知中,除了名噪一时的葡萄酒巨头王朝,天津在酒业发展过程中的参与度似乎并不算高。

但如果你到解放路与东大街交汇处的天津碱厂走一走,一定能找到对酒业发展具有启蒙意义的印记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旧址
中国第一个企业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简称黄海社)就诞生于此,这也是我国发酵研究的萌芽处。
少有人知道,100年前,酿酒行业的科学之路正是从这里起步。



产学研结合的早期样本



今天,企业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已经不算新鲜事。在100年前工业化尚在襁褓中的民国时期,一位实业家在开办企业的同时,便建立了一座独立于企业的科研机构,未免令人惊讶。

这位首开先河者名叫范旭东,是一位热心实业的化学家。

▲范旭东

范旭东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曾当过直隶大兴县知县,父亲以教书为业。但他年少丧父,童年过得十分凄苦,一度靠母亲帮人浆洗衣服勉强糊口。在姑母的资助下,才有机会读书求学。

这个看起来不那么幸运的家庭,却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除了范旭东名留史册,还出了著名教育家范源濂(范旭东的兄长)。

在哥哥范源濂的影响下,14岁那年,范旭东考入湖南时务学堂(湖南大学前身之一)

▲岳麓书院时务轩

这所维新派创办的新式学堂,由熊希龄任校长、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其宣传民权平等学说和变法主张,让范旭东成为有别于大多数的“新派少年”。

17岁,范旭东随兄长东渡日本,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化学工业系。毕业后他本打算留校任教,由此度过“化学家的一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清政府统治被推翻的消息传来,范旭东决定回国。他在梁启超的推荐下,进入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成为一名化验员。

但这位青年阅历丰富、个性强烈,仅两个月便因不满当时政府内部的腐败辞掉工作。

此时的他,纵有鸿鹄之志,仍缺少一个契机。

好在没过多久,范旭东迎来了影响人生方向的一次远行。

1913年,范旭东被派往欧洲考察盐政。欧洲的工业化程度令他大吃一惊:第二次技术革命带来了更高阶的机器、生产线和工艺技术,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都有了质的提升。

在那里,范旭东目睹了大规模生产精盐的工厂。这种盐颗粒小、色如白雪且纯度极高,价格却比国内的粗盐还低。范旭东顿生危机感,“照此下去,西方垄断中国盐市是迟早的事”。

考察回国的范旭东独自一人来到天津塘沽——这里属于河海交汇处,自古就有煮海滩晒的制盐历史。

眼前一望无际白如皑雪的盐冰和盐坨,坚定了他办盐厂、做实业的信念,这便有了久大精盐公司。

▲塘沽久大精盐公司旧厂

正是这个注册资本5万元的盐厂,生产出中国本土的第一批精盐,结束了国人长期食用纯度不高的土法粗盐历史。范旭东为此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虽然起步十分艰难,但精盐的品质逐渐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到1936年久大的精盐产量达到每年20万吨。

久大成立同期,范旭东还在厂内建设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久大实验室)。尽管最初仅有平房数间,但千万别小看它——除了科研上的影响,它还为后续故事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奇妙的空间。

在盐厂的基础上,范旭东还计划着创办一座生产纯碱的公司。

1917年,经张謇介绍,他结识了陈调甫、吴次伯、王小徐等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几人奔赴天津,与范旭东共商创办碱厂大计。

一日范旭东与陈调甫在厂外散步,见一堆一堆的盐坨,形如小山,数之不尽。范有感而发:“一个化学家面对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还没有雄雄壮志做一番事业,那也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此番言语令不到30岁的陈调甫十分动容,也坚定了他挑起技术重担、干出一番事业的信念与决心。1918年,永利制碱公司正式成立。

▲1935年后塘沽永利制碱厂

然而,豪情壮志之下,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

当时世界上先进的“苏尔维法”、“路布兰法”制碱技术已被西方国家垄断,中国要想拥有自己的化学工业,自主研发是绕不开的难题。

这段从零开始的科研之路十分波折。

永利创办之后,历经8年时间不断尝试实验,期间几次因质量不佳而停产,一些股东已经信心耗尽。

直到1926年,才生产出纯度高达99%的纯碱。同年8月,永利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回顾永利制碱公司的发展,重中之重当属科研上的突破。

建立永利之初,为了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必须加强研究力量。久大实验室那几间平房不够用了,范旭东便于1920年,在久大左侧辟地数亩,建成一座两层楼房作为实验室使用。

▲黄海社旧址

1922年8月,他又将实验室与工厂分离,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旭东寄语, “黄海应该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他不属于永、久两公司,而是与永、久两公司平行独立的化工研究机关。

黄海社的成立,不仅为生产精盐、纯碱等提供了技术支持,还开展了对发酵、菌种等方面的研究,对酿酒科学具有启蒙意义。

范旭东聘请了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孙学悟主持黄海社务。在孙学悟的带领下,1924年,黄海社确立了切合国计民生的几个科研方向:轻重金属的研究用于国防工业;肥料的研究用于农业;菌学的研究用于农产品加工;水溶性盐类的研究用于化工和医药工业。

▲黄海社董事会

1931年7月,随着研究社的不断壮大,黄海社设立董事会,并正式颁布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章程》。同年,成立了发酵与菌学研究室,开展对酒精原料和酵母的研究。

不久后,著名农艺化学家魏喦寿应邀来到黄海社,负责主持菌学室。赴任时,魏岩寿还带来两名学生,一位是金培松,一位是方心芳



“忠实的牧童”



“方心芳先生心目中的微生物,绝不比一头牛小,他是个忠实的牧童。”

这是日后范旭东对方心芳的评价。

第一次来到黄海社,方心芳最先留意到墙上的社徽标志。其外圈是代表工业动力的齿轮,内圈是互相涵抱的三个部分,寓意“致知”、“穷理”和“应用”的学术态度。

社长孙学悟解释:涵抱的三个部分,表示彼此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把致知所得、穷理所到的结论,拿到实际应用中去考验,以便断定所“致”的“知”,所“穷”的“理”是否可靠。

这第一次“入社教育”影响了方心芳一辈子的治学思想,促使他成为我国现代微生物学的开拓者之一。

▲方心芳

1933年春,方心芳来到山西杏花村汾酒厂,交通工具据说是一头小毛驴。这是方心芳和酒的第一次接触,也是中国白酒在微生物领域的第一次“实地探索”。迎接他的,是汾酒的大掌柜杨得龄。

27岁的方心芳与74岁的杨得龄,用半个多月,分析化验掌握了汾酒酿造的几百个研究数据,对汾酒的酿造工艺进行了全面总结,这就是著名的汾酒酿造七大秘诀。

两人也因此成了忘年交。

不久后,方心芳完成论文《汾酒酿造情形报告》,这是我国制曲酿造酒第一部实用性科学论文,对汾酒生产的科学化、规范化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

黄海社十分注重对人才的吸纳和培养。1935年,方心芳被推荐报考由部分退还庚子赔款资助的出国深造。考取后,黄海社规定他的任务是学习外国酿造科学,为我国高粱酒研究服务。

8月,方心芳从天津出发。经过近一个月远洋海轮海上颠簸,从法国马赛登岸,9月中旬到达比利时鲁汶大学农学院酿造学院。

两年留学生活充实而忙碌。1937年7月8日,方心芳照例在上班前到食堂用早餐。一位丹麦朋友拿着当天的报纸告诉他,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方心芳为危难中的祖国心急如焚,毅然中断了即将取得成果的实验,匆匆打点行装乘船回国。

由于抗战爆发,黄海社随久大、永利西迁。

▲四川五通桥永利川厂旧址,为纪念塘沽而命名“新塘沽”

在战时的重庆, 汽车能源主要靠酒精, 方心芳成功地用人尿代替硫酸铵, 使糖蜜生产工业酒精技术得以在大后方推广, 为全民抗战作出贡献。

1939 年,方心芳在范旭东的支持下,创办了《黄海发酵与菌学特辑》, 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份发酵微生物学学术期刊。

黄海社研究菌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既有技术、开阔新式实业。为此,研究人员对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南、湖北、四川和江苏等地酒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其对酒精发酵和乳酸发酵的研究成果,为全国众多相关工业采用。

方心芳还爱菌如命,在抗战时期保存了黄海社的所有菌种。

正是这份热忱,让他在时代的浪潮里始终不偏不倚、坚定方向,成为我国现代微生物学的开拓者之一,并在酒行业享有崇高的声誉。



消逝的,留存的



1945年10月4日,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会间接到消息:范旭东先生在沙坪坝南园寓所逝世。

高层随即亲往南园吊唁,并送去挽联,称其“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回顾范旭东的一生,第一包国产精盐、中国第一座制碱厂、第一批国产硫酸铵,都是他的作品,称得上化工科学研究的先驱。

▲今天塘沽地区的万亩盐田

在开办实业的过程中,范旭东还发现和培育了一批方心芳式的科研人才。

范旭东逝世之后,接过重任的是化学家侯德榜。

侯此前曾去印度帮助塔塔公司建碱厂,获得11万美金的设计费。接管永利后,他从中拨出8万元,买下生物化学家吴宪在北京的“豪宅”,成立黄海社北京分社。

1950年5月,黄海社由四川迁址到北京,并成立发酵与菌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研究、化工研究五室,已经具备一个现代化的科研机构样貌。

但黄海社很快迎来变动和调整。1951年12月,黄海社被划入中国科学院,成为中科院的工业化学研究所;1952年10月,改为“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综合工业试验所筹备处第三部”。至此,黄海社董事会宣布解散。

其发酵与菌学研究室,后被吸纳进中科院菌种保藏委员会,又随后者并入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方心芳先生也几经迁徙,毕生从事微生物领域的科研事业。

今天,坐落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解放路与东大街交汇处的天津碱厂,完整保留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遗址,并将其用作厂史馆。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遗址

那是一座英式二层楼房,砖混结构,灰色。屋顶为尖顶四面坡式样,首层正门前有门廊,门廊顶子一周饰有围栏,形同露台。

曾经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已经不复存在。但正如这栋建筑屹立不倒,其所带来的影响,至今能在包括酒业在内的诸多领域找到痕迹。

今天,在江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与酿酒科技密切相关的高校,产、学、研相结合都是一条核心思路。这是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所留下的经验。

酿酒作为生物化学产物的科研之路也发端于此。

关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范旭东曾说:“近世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蕴,是以研究一事尤为最先之要务也。”

黄海社的发展来路,也用现实印证着这种思想。

在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黄海社又倡导一种反功利主义的科研精神。

在《黄海廿周年纪念词》中,范旭东说:“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感,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 。”

这让人联系到天津的某种城市气质。它与老北京有些相似之处,概括来说,便是少了一些实用主义色彩。

今天的天津,是一个人口超1500万的直辖市,但它给人的第一印象不是膨胀的商业氛围,而是欢快语调、豁达性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天津是曲艺之乡,除了带领相声“出圈”的郭德纲,师胜杰、杨志刚、陈树桐等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家都是天津人。观众所熟悉的赵丽蓉、冯巩等喜剧演员,同样来自天津。再加上天津话自带喜剧效果,加深了天津人“乐天派”的形象。

在天津街头,各种小吃朴实又管饱,仿佛处处都是生活的滋味。

当然,在近代史上,天津又有着超前的一面。


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一段屈辱的历史,同时也是天津建立现代城市格局的历程。由于各国陆续在天津划定租界地,天津逐渐成为直隶省的中心城市。

天津有着一座滨海城市的开放,又因靠近首都北京而具有独特的战略意义。

同时,它还是现代教育与科研的重镇。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是盛宣怀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后发展为天津大学。

久大、永利和黄海社落户天津,想必与当地的开放程度、科研基础、营商氛围不无关系。范旭东、陈调甫、孙学悟、方心芳们在天津的奋斗史,也成为天津这座城市宝贵的精神内核。


注:文中久大、永利和黄海社老照片出自天津市滨海新区博物馆

参考文献: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与方心芳》傅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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