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酒文化是酒与文人墨客大结缘。唐朝诗词的繁荣,对酒文化有着促进作用,出现了辉煌的“酒章文化”,酒与诗词、酒与音律、酒与美术、酒与书法、酒与绘画等,相融相兴,相互辉映,这种现象使唐代成为了中国酒文化发展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
唐代是中国酒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唐代酒文化底蕴深厚,多姿多彩,辉煌璀璨。“酒催诗兴”是唐朝文化最凝炼、最高度的体现,《全唐诗》中,直接与酒相关的诗篇约12000余首,约占总数的1/5,这折射出诗人与酒的情结。文人骚客们把饮酒聚会、吟诗作赋融为一体,徜徉在酒宴中结交好友、或在醉乡中寻找诗歌创作的灵感。酒催发了诗人的诗兴,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酒也就从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酒还是唐代诗人们创作诗歌时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由此而衍生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咏酒诗。诗中以酒为题,饮酒颂酒、借酒言志、借酒言情、借酒消愁、以酒歌友……这无非是唐人嗜酒、爱酒的重要体现。
唐代诗人多以饮酒而闻名。不仅有“饮中八仙”、"仙宗十友" 等众多爱好饮酒的文艺大咖圈层,还有很多因酒得名,嗜酒如命的个人,这些人如同一颗颗星辰点缀在盛唐文化的长空,也为中国酒文化添上了诗意的华彩,
饮至五斗不乱的“五斗先生”王绩曾在诗中自叙:“生平唯酒乐,作性不能无”;“一醉一回颠”的贺知章,金龟换酒,与李白在酒肆中痛饮,成为士林佳话;“酒仙”李白在《襄阳歌》中写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虽说十足的夸张,但对豪饮的描述,并不失真。还有“酒仙”杜甫、“醉尹”白居易、“醉士”皮日休等等,这些称号无不表露出唐代诗人与酒难以割裂的精神与情感世界。酒与诗的结合,折射出了唐代文人骚客与酒的情结,以及那个时代最引以为傲的“诗酒风流”。
酒文化在唐诗中充分酝酿,品醇味久。随着唐朝酒肆的日益增多,酒令风行,酒文化也逐渐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宋蔡宽夫有诗话云:“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乐。”酒令是一种游戏形式,通常流行于酒宴上,是中国酒文化的一枝色彩独特的奇葩。最早的酒令,仅仅为春秋战国时期王公贵族、诸侯之间的“当筵歌诗”、“即席作歌”;后又演变成秦代的“抱盏唱和”和魏晋时期的“曲水流觞”。这都是酒令的早期雏形。到了唐代,诗词的繁荣带动了酒令的发展,使得酒令逐渐达到一个高峰。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鸳鸯莲瓣纹金碗
不仅诗歌、酒令极大繁荣,唐人还崇尚“美酒盛以贵器”。杜甫所作《崔驸马山亭宴集》中著有:“客醉挥金碗,诗成得绣袍。” 可见在唐代,金碗有时被用作酒器,文献中也常有唐代用金碗盛酒的记载。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鎏金蔓草花鸟纹银羽觞
羽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具,而唐代的羽觞在工艺上采用鎏金錾花的方法制成,器物金光灿灿,富丽堂皇,为典型的盛唐器物。唐代不仅诗酒文章一绝,饮酒器具也多用金银,不仅器型华美,工艺上更是精心雕琢,可谓历代之最。
除了酒器的精美,唐代的酒道也甚是讲究,当时的饮酒之道,是在食毕进行,饱食徐饮、欢饮,既不易醉,又能借酒获得更多欢聚的乐趣。正所谓“食讫命酒”、“食毕行酒”、“烹鸡设食,食毕,贳酒欲饮”。
梦回盛唐,我们见识到了“酒章文化”的瑰丽,不仅有诗词歌赋的高雅,还有酒令的生动,更有酒器的精致,酒道也十分科学。盛唐“酒章文化”洵美且异,当真是酒文化的高峰,让后世难以复制,只能不住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