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下的舍与得

2018-12-12 11:20:04 来源: 网易酒香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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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5月,施行改革开放近两年后,《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叫做《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在信中,二十三岁的作者潘晓质问人生的意义,书本上宣扬的革命口号、崇高理想和周遭冷漠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让她无比纠结,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在诸般矛盾的舍与得之间,她明了自己的努力,“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拼命地抓住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我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

  也是在这一年,诗人梁小斌写下了名篇《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道尽了一代人的迷茫,诗人写道: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上下都是苦苦求索着答案,失落的如何找寻?富强、民主、文明应该如何铸就?大病初愈的泱泱大国将往何处去?

  四十年过去了,答案依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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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解决“分离焦虑”

  如果放在2018年,想象这会是一个95后青年“独特年龄下的苦闷”。而在当年,这是一种独特的时代情绪。文章刊登之后,半年时间里有6万多人来信,形成了一场关于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大讨论,可谓一石千浪。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背后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分离焦虑”:旧有的价值观断裂了,与旧时代的母体分离,人们感受到了空虚与焦灼。

  八十年代有它自己的独特。有人为它充盈着的理想主义激动;有人说它迎来了人性的复苏,有人说它是中国版的文艺复兴。八十年代,改革伊始,国门打开,旧的价值被舍弃了,新的价值需要重新获得,人也在精神层面需要抵抗来自内部的脆弱。

  80年代的书店总是“人山人海”,挤满了前来买书报的学生

  (图片来源:中华雷锋号)

  打开笼子吧,给鸟以自由。这是那一代人曾有的期盼,如今笼子做到了,鸟儿却有了分离的焦虑。笼子固然不好,但是它在长久的过去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如今理想主义的笼子和现实主义的自由,如何取舍?这是一个两难判断。

  人们在寻找新时代的启蒙力量。1986年,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出版,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论断,获得了新的意义。书籍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热烈反响,九个月连续印了九万册,一时间“尼采热”来了。

  周国平曾把那次文化热称之为“精神危机”,“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发生了危机,至少表明这个人,这个民族有较高的精神追求,追求受挫,于是才有危机。”带着空泛的理想主义,由数代人矢志奋斗的旧信念动摇了。在后革命时代,启蒙自然地重新成为知识分子思想言说的重心。

  80年代初的中国街头,当时自行车是出行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中华第一街”长安街上少有汽车,不时可见马车骡车

  (图片来源:BuzzFeed News | Bruno Barbey )

  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人慢慢学会解决“分离焦虑”,一步步完成精神的自我成长。就像孩子第一次入幼儿园、游子第一次远行离家、巨轮第一次试水远航一样,中国人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吃卡片”“铁饭碗”“事事有人管”,忽然意识到自我和个体的价值,体会到自由的珍贵也感觉到自由选择的压力。铁饭碗也不再那么牢靠,很多人都感觉孤独无依,但人们都逐渐明白这些所有的“舍”都值得,都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得”。固有格局被一个接一个地打破,人们勇敢地,踉跄着,开始在破除“命运被计划”、破除“集体的神话”的道路上迈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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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大放小”舍与得

  从1985年的价格双轨制到八十年代后期的“价格闯关”;从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到先锋小说;从伤痕电影到“第五代”横空出世;从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到90年代初王蒙提出的“躲避崇高”,笼子还在继续打开,更多的鸟儿需要飞翔。

  在80年代,如果一个人在“全民”(当时的国有企业)上班,生活如同上了一把保险锁。到了90年代,这一切被打破了。产能过剩、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种种原因,使得国有企业的包袱越来越重。1990年亏损三百多亿元,1995年亏损五百多亿元,是继续原来的老路,还是做出壮士断腕的决定,成为90年代一项重大的取舍难题。

  舍得舍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最终决策者决定减负前行。1997年,中央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对于企业职工问题,朱镕基总理在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道,“不减人,办不好国有企业。”铁饭碗被彻底打破。1998年至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中有2137万人变成了下岗职工。

  1998年,上海建国西路的街店。“个体户”最开始是被揶揄的对象,到此时个体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也为下岗者提供了出路

  (图片来源:shanghaistreetstories | Brigid Conklin)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要抛开原先按部就班被安排好的生活,重新谋生;熬年限熬资历分房子的链条戛然而止;同时心理上面临着巨大落差,从先锋队变成“练摊儿的”“蹬三轮儿的”“板儿爷”等个体户或打工者。加上他们的家属,几千万国有职工的家庭,都经历了下岗再就业,背后是每个家庭的一段血泪史。

  最终以“牺牲一代人”的代价,根据“抓大放小”的原则,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在3年里实现扭亏为盈。减掉包袱的国有企业,有了新的活力,重新获得了竞争力;而下岗分流的阵痛过后,就业之路被大大拓宽,第三产业开始繁荣,之后也涌现出一批下岗工人企业家,很多普遍家庭依靠头脑和双手走上了致富路。“砸碎铁饭碗”这一改革路上的重大难题被攻克,从此之后,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每年以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一倍的增幅在增加。

  中国的改革之路,考验着如何舍与得,这其中的取舍之道蕴藏着、孕育着中国智慧,舍与得,需要长远眼光的衡量,需要超越个体、跳开现在时,更多从大局从长远着眼。

  而今,改革进入了攻坚期、深水区,未来的路上,还有更多的“硬骨头”在考验中国智慧。每一次的舍与得,都锤炼着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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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普遍崇洋到“道路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有一个深层的认知,那就是“自愧不如,开门交流”。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可宝贵的,是在舍与得之间重建起中国自信。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曾是旧时坊间流传的一句自嘲。对外开放中,欧风美雨扑面而来,两相对照,曾经让国人心底里潜藏着一种自卑感,所以当年国际体育场上的每一次获胜都是安慰剂和强心针,而失利都会被上升到“国耻”的高度。

  与此同时,对崇洋的文化心理批评,从未间断,但出国热、留学热、海淘热轮番上演,在讲述着“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的故事。

  中国以谦卑的心态向世界伸开双臂,心底的自卑感化为超越的动力,最大限度地汲取世界文化的养分。对外开放以来,卧薪尝胆式的务实让中国尝到了甜头:2004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提高至10%,排名超过德国,上升至世界第三位。2010年,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站为此制作了专题,有文章指出,这一消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开始崛起。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大家发现西方发达国家也并非事事都好,“外国的月亮”也有阴晴圆缺。

  上图 - 2001年11月,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成为第143个成员国 (图片来源:WTO官方网站)

  中图 - 中国制造业产品生产线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下图 -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启动(图片来源:china-shftz官网)

  

  中国的精神自信,正在以独特的方式折回。如今,中国已深谙舍得的智慧,正在学会从更大的格局来理解自身的发展。中国不但开始走向“中国创造”,也学会走向“中国品牌”,走向“中国方案”。从“一带一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呈现出有担当的大国形象,中国自信正在款步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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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大河波浪宽

  回顾几十年前那封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是面对旧时代人性上的分离焦虑,也是信念空虚后的焦灼。不只是人生的路,还有民族的路,国家的路,总是充满了焦虑和担忧:“未来的路怎么走?”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北京国贸CBD

  改革开放四十年,几代人用自己的青春和命运不断回答着并重新提问着,这其中有“中国道路”“中国自信”“中国崛起”“中国梦”……在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进程中,大大小小的改革成就与每一次进退之间的抉择交织在一起,都在结实地拷问、彻底地锤炼着深刻的中国智慧。

  如今,舍与得的江湖,中国已惯看秋月春风。即便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某些困境,中国这艘巨轮终将在颠簸风浪中昂首前行,正像《我的祖国》中唱到的那样:“一条大河波浪宽。”它有波浪起伏,但是路已越走越宽。

  “智慧的背后是选择,选择的背后是舍得。”舍得酒正是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在大国崛起的历程中获得灵感,舍得不仅是当代精英成就自我的处事哲学,更是一种胸怀天下的中国智慧。在新时代下,舍得以酒为媒,贴紧时代的脉搏,多维发力传递中国智慧。同时,更以“舍百斤好酒,得二斤精华”的智慧酿造,为消费者奉上精益求精的生态美酒。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

  舍得,致敬改革开放的中国智慧!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道德经》里的这句话是说:遇事谦退无争,反而能领先众人;舍却自身,反而能“得”,最终保全自身生存。这样中国独有的舍得智慧已流传了数千年。返回历史的深处汲取中国智慧,滋养了现在,让国人收获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未来这些大智大慧将以新姿引领中国前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大路似海宽。

  (部分图片来自舍得酒业)

  (作者:幽幽之默)

王彤 本文来源:网易酒香 责任编辑:王彤_NG10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