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汾酒：杏花村遗址与世界酒的起源（二）

    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考古发现研究表明，人类具备以上条件最早不会早干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有四五万年的历史，果酒和乳酒作为上苍的恩赐开始进入人类生活。

    关于谷物什么时候自然发酵成酒，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进入农耕时代以前，人们先是发现采集而来的谷物可以吃，更可以酿造成酒，才开始有意识地种植谷物。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进人农耕时代以后，谷物维持生活并有了一定剩余之后才发现谷物可以酿酒。尽管两种观点各持己见，但综合起来谷物自然发酵成酒并进人人类社会大约在1万年左右。中国晋代人江统在《酒诰》山描述了谷物自然发酵成酒的一种情景：“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解释就是：剩饭中的淀粉在自然界存在的微生物所分泌的酶的作用下，逐步分解成糖分，在酒化酶的作用下，糖分转变成酒精。

    酒的酿造，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实践活动之一。但是以采集和狞措为生的先民们的果酒、乳酒和谷物酒，仅仅是人类储存食物过程中通过自然发酵的第一代酒精饮料，它并未完全脱离自然酒的落后状态，不具备文化的意义,因而不能作为酒文化的开端。

    人类自觉地使用谷物酿酒，是世界酒历史的一大突破。中国、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是世界上最早人工酿造谷物酒的三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罗浮宫内藏有一块石雕，上面刻有苏美尔人酿造啤酒的场面，距今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苏美尔人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最早居民。

那么中国的人工谷物酒起源于何时?史学士一直有争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仪狄和杜康尊为造酒的始祖。实际上，他们俩人只是总结前人经验、提高酿酒技艺、对发展酒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高明酒师，并不是酒的发明者。

    1962年，李仰松在《对我国酿酒起源的探讨》一文中指出：“我国酿酒的起源，可能与农业同时或稍晚些时候就出现了。”可惜由于没有相应的文物来佐证，李氏的观点在史学界和酿酒界一直没有得到公认。遥遥洒史，源在何处?仍然是个谜。时隔20年，由吉林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山西晋中考古队对汾阳县杏花村遗址进行的系统发掘，终于揭开了这个谜。

    杏花村遗址在汾酒集团所在的杏花镇东堡村东北方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根据获得的层次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考古上将其堆积形成分为八个阶段，分别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详见《文物》杂志1989年第4期，晋中考古队《山西汾阳孝义两县考古调查和杏花村遗址的发掘》。)其巾第一、二阶段属于大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出土的器物中，除了大量的陶质罐、盆、瓶、壶、盖、碗、刀等生活用具外，还令人惊叹地出现了小口尖底瓮，其外形整体成流线型，小口尖底、鼓腹、短颈、腹侧有双耳、腹部饰线纹。根据酿洒专家包启安先生研究：“小口尖底瓮实是酿酒发酵容器。”

《从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看我国酒的起源》，见《十国酒》杂志1996年第6期。)“原始先民在同一个小口尖底瓮中利用谷物发酵成酒，然后澄清、饮用。”小口尖底瓮(我们找不到该图片,如能找到请用该图片)不仅在我国有，古巴比伦和古埃及酿造麦酒(啤酒)或葡萄酒时也使用过与我国出土的同型小口尖底瓮。“酒’字是酿酒容器的象征，甲骨文和钟鼎文中的‘酒’字几乎都是小口尖底瓮，乃最早酿酒器的有力证明。古巴比伦舒麦尔酒的象形文字，也是小口尖底瓮形象，真是无独有偶。”(同上)“实际上，这种小口尖底瓮的分布很广，晋西南地区和陕西、河北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有的有双耳，有的无双耳。”(同上)杏花村遗址酿酒容器的出土，终于揭开了中国酒史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宣告：中国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就已经发明了人工谷物酒。杏花村仰韶酒器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酒器之一，是中华酒文化的瑰宝，为探讨中华原始酒文化的起源找到了珍贵的标本，也为研究地球酒史找到了一把钥匙。

    杏花村人工谷物洒的出现，是人类酿酒史上继人工果酒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能够深刻认识自然、能动改造自然的光辉成果。人工谷物酿酒的酿造从原料、器具到技术，都脱离了自然酒和猿酒的落后状态，而全部凝聚了人类的智慧和劳动。由于“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因此，酒作为物质文化产生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精神文化也随之产生；杏花村6000年前人工谷物酒的出现，就标志着中国乃至世界真正意义上的酒文化的诞生。

    玉出昆仑，凤鸣岐山。中国酒文化的诞生地出现在山西杏花村并非偶然。大家知道，山西，这方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神奇土地，史有“表里山河”、“人文之地”之称，“物阜民勤、人杰地灵”之誉。最早的“中国”在这里诞生、奠基，华夏文明的基因血脉在这里萌发、传承、凝聚。因处在太行山以西而得名山西，又因位于黄河以东，亦称河东，春秋时期为晋国之地，故简称晋。是出现在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曾活动于晋南，尧、舜、禹都曾在山西境内建都立业，巾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朝也建立在山西长冶一带。汾阳地处晋西，1万年前，夏氏族先民在此繁衍旺盛。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质甘美，物产丰富，环境优越。明《汾州府志》称，汾州(即今汾阳)“左带汾河，右阻金锁，前控离石，背倚汤泉。美哉!河山之固。”在汾阳2600多年的建县史上，汾阳作为郡、州、府治所的历史就长达1500余年。从本县另外四处仰韶文化遗址(裕道河遗址、段家庄遗址、任家堡遗址、北垣底遗址，其中裕道河遗址和段家庄遗址也出土了用于原始酿酒的发酵容器——小口尖底瓮)出土的遗物来看，远在6000年前，这里人口密集，农业发达，原始先民就已经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并开始了较为普遍的酿酒活动(详见《汾阳县志))812—813页)，确是中华原始酒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

    无独有偶。198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二组出土了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的陶质酒具，计有5只小酒杯、4只高脚杯和1只酒葫芦；1998年浙江余姚县河姆渡出土了6000年前河姆渡文化遗址

的陶质温酒器；1999年江苏新沂市小徐庄出土了6000年前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中的10只陶酒杯、1只陶壶和一批盛酒、接酒、温酒、注酒的陶质酒具。(分别见《宝鸡日报))1988年9月1—日、《华夏洒报))1998年8月12日、2000年1月19日。)这些酒具与杏花村遗址的6000年前酒具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原始先民酿酒、饮酒、用酒器具的完整体系，展现了中国酒具初创时期的古朴光华。它们的重见天日，进一步佐证了我国在6000年前就发明了人工谷物酒的事实，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华文化(其中包括中华酒文化)多元一体发展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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